赵冬梅，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

2000年时，我在北大历史系上一门课，叫做“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”。我在讲前言的时候，会讲到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。我说，因为我们个体生命是如此短暂，因此政治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。

的确，当你把历史的视角调转去看个体生命、看日常生活的时候，你也会发现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，非常具有决定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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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有一个可能是伯克利来北大的访问学生就站起来说，老师，你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谈政治，政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我当时就在想，对我们来说政治之所以重要，就是因为在中国，政治在事实上确实是笼罩一切的。

如果说我们一定要问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开始形成？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中国没有宗教，是政治管理一切，笼罩一切。所以，在塑造和形塑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力量中，政治毫无疑问是说一不二的。

政治笼罩一切，可能还跟中国比较早实现了统一有很大关系。我们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，尽管学者们今天会从技术的角度去质疑集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；但是，集权是真实存在的。

比如说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上显示，来自咸阳的法令制度，在说一不二地规定着当地的生活。秦代实现了统一，汉代又把统一这个概念给根深蒂固地“种”下去了，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和轮廓，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。

强大的国家一直在实际上控制着一切，掌控着一切，形塑着一切。

儒家对政治的态度是积极配合、努力改造的；老庄主张无为，为心灵别开生面；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被政治“归化”……舍政治之外的空间可能只存在于边缘地带，但是不多。中国文化确实是一个被政治笼罩、被政治形塑的文化。

就制度而言，朝代与朝代之间，永远是“继承”大于“断裂”，制度本身自有其惯性。

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，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，比如官僚的选任，开国之初通常会“急于人才”；四十年之后则难免“员多缺少”、一位难求；再和平发展四十年，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。

比如皇帝周边势力（后妃、外戚、宦官等）的处置问题，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，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，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，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，等等。

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，也是“理乱兴衰”的底层原因。

所谓的“历史周期律”，或者朝代初期的轻徭薄赋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开始出现国富民强的盛世，但同时各种矛盾也开始尖锐，由于这个矛盾不能够被及时缓解，所以越积越大。

因为这些矛盾非常复杂，有上层的，有上层和下层之间的，还有下层的，还有中国和外部之间的，一旦哪一个处理不好，就会出现崩溃。然后，一个新朝代又出现了。其实，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轮廓，是“一眼看上去就在”的“治乱兴衰”。

就制度而言，后一个朝代和前一个朝代之间，继承因素要远远大于变革因素——前面朝代经历了什么，实际上都会给后边的朝代开局造成巨大影响。

不能说我们从历史当中什么也没学到，但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的记忆很短暂，后边的朝代是受前边的朝代塑造。

当然，如果时间足够长，它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，其实是同一个问题，这就是怎样实现帝制的长治久安。

帝制国家怎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？不同的朝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当然，不同的朝代面临着不同的挑战，我们来分析这些答案的类型，分析他们的不同挑战。

为什么这些朝代都不能长久？就是因为矛盾不能得到解决，然后激化，就崩掉了。

一个王朝的崩溃，往往是上层出现了分裂，上层的力量跟下层的力量结合才能崩，全靠底下很难崩，比如隋末。实际上，明末是一个内外矛盾的结合。

各种崩法都是因为包括皇帝在内整个统治集团没有能力去应对挑战，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，所以政息人亡。

一定程度上，在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关系中，最核心的还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与制度的关系：无论北宋赵匡胤之后的几代皇帝，还是唐太宗李世民、汉文帝刘恒等人，如果能审慎地行使权力，压抑自己私心并保持宽容，制度就能良好地运行；反之，如果皇帝自身格局太小或见识有限，或者有严重的性格缺点却刚愎自用，就可能破坏运行良好的制度，让士大夫群体的努力付诸东流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，皇帝不受制度和法律的约束。

对于皇帝，特别是对皇帝和宰相关系的理解，都来自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，特别是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。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在大多数时候，历史学者们在描述帝制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和关系时，习惯把皇帝作为一个时间标志，秦始皇、隋炀帝等少数个案除外。比如说王安石变法，就是“在宋神宗熙宁年间，由参知政事王安石所主导的一场改革”。

这种叙述方式，我以为，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或者说抹煞了皇帝的作用，从而歪曲了事实。在整个帝制时期，皇帝制度是最大的、具有笼罩性的制度背景。

皇帝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，无远弗界，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皇权进行合法的强制性约束；用句大白话说，如果皇帝要做昏君，谁也拦不住。

如果去看具体制度的发展，你会看到有很多对皇权进行约束的制度，包括宰相制度、台谏官制度、封驳制度等——这些细部的制度上有很多可以对皇权形成约束。但是，如果皇帝要做昏君，谁也拦不住——这是皇帝制度最大的特点。

怎样才能克服这个特点？如果在皇帝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，一种可能是皇帝对那些软性的约束有听纳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思想意识、道德建设必须达到一定水平，他得知道皇权不是他自己个人的，不是“以天下奉一人”，而是“以一人治天下”；他有巨大的责任，所以他要约束自己，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。

皇帝制度还有一种毛病，就是脆弱，即很容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干扰。比如，我在书里面提到，宋仁宗和宋英宗这对非亲父子，收养过程曲折，父子关系拧巴，这种拧巴必然要投射到政治上。

皇帝要做昏君，谁也拦不住，单靠皇帝的自觉很难。那么，从纯理性的角度看，怎样才能让皇权稳定运行，让“具体皇帝”的行为符合“抽象皇帝”的要求？我想，如果能够在理论和法度上论证并确定皇权的边界，情况可能会不一样。

我以前学历史，一直很看重那些实在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但到今天，我认为思想观念很重要，甚至具有最后的决定性。

不饭吃，人会死，这没问题。可是，在同样的条件之下，事情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，它其实是取决于人头脑中的思想。如果帝制时期的士大夫能够论证皇帝权力的边界，并且“伙同”皇帝一起实现对于皇权边界的划分，那么，中国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在我看来，从五代到北宋，其实存在过这种可能。宋仁宗以前，思想领域出现过“划界”的企图。比如，五代时期的冯道，历仕四朝，事奉过十个皇帝，甚至还做过契丹皇帝的臣子，他的人生选择是“从道不从君”的，他的忠诚所针对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皇帝，而是心中的是非。一直到宋真宗朝，冯道都还是官僚们崇拜、学习的对象。

但到了仁宗晚年，当冯道的曾孙拿着冯道的告身（任命状）来向朝廷讨封赏时，就遭到了仁宗的严词拒绝，仁宗说：“道相四朝，而偷生苟禄，无可旌之节！”

一个曾经事奉了四个朝代的人，不就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吗？有什么可以表彰的地方？！这一席话说明宋仁宗的儒学修养太深了，他深刻理解有关冯道评价的本质。

在仁宗金口玉言否定冯道之前，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很多人对冯道是赞赏的，他们同意冯道可以“不从君”而“从道”，也就是说，“道”不必与“君”同在，士大夫可以忠于“道”而不必忠于某一个特定的“君”。

假设传统观念是一个有边界的圈，那么这种想法其实已经到了边上，就快出去了。仁宗正是发现了这个危险，才予以当头棒喝。“二程”也发现了这个危险，他们从理论上把那些意图出圈的想法给按下去、拉回来了。

如果当时的思想家在往回拉的时候能够顺便把皇权的边界捋清楚，用文字表达出来，然后趁着哪个皇帝（比如仁宗）比较温和时明确提出，达成共识，那么，帝制中国很可能会有不同的走向。